晚明士人与同性恋风气
　　宫廷中的同性恋风气当然会有一定的社会影响，但真正使男性同性恋风气在晚明形成为一种社会风气的，应该说还是取决於整个社会的性观念和性取向的改变，尤其是广大士人和官员的积极参与。在中国古代，士人是社会潮流的领导者，他们的趣味和倾向有时往往会比朝廷的诏令更具号召力。除了那些以正统自居的道学家之外，明中期以后的士人通常不仅不排斥或谴责同性恋，反而常把它作为一种风流韵事而津津乐道，并加以倡扬。
　　晚明士人对同性恋的宽容和肯定首先表现在一批大文学家、诗人及名士们的言行上。汤显祖《牡丹亭》第二十三出“冥判”，以十分轻松的调侃笔调，写了酷好男风的李猴儿在冥间所受到的喜剧性的发落，表明了作者对同性恋者的极其宽容的态度，在现实生活中，汤显祖对同性恋行为也是十分地同情以至赞赏的。万历十二年（1584年），当时的礼部主事、名士屠隆曾以“泛舟置酒，青帘白舫，纵浪泖浦间，以仙令自许，在郎署益诗酒。西宁宋小侯少年好声诗，相得欢甚。两家肆筵曲宴，男女杂坐，绝缨灭烛之语，喧传都下，中白简罢官”。（注：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上，《屠仪部隆》，第44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但汤显祖认为这是名士风流、洒脱不羁的表现，他为此写诗道：
　　赤水之珠屠长卿，风波跌宕还乡里。岂有妖姬解写姿？岂有狡童解咏诗？枕边折齿宁妨秽，画里挑心是绝痴。古来才子多娇纵，直取歌篇足弹诵。情知宋玉有微词，不道相如为侍从。此君沦放益翩翩，好共登山临水边。（注：《怀戴四明先生并问屠长卿》节录，《汤显祖诗文集》第20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时隔一年，著名的戏曲家、南京国子监博士臧懋循又因“风流放诞”、“与所欢小史衣红衣，并马出凤台门”而受弹劾罢官归里（注：《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上《臧博士懋循》，第46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汤显祖把这两件因好男风而罢官的事件联系在一起，写作了一道传颂一时的《送臧晋叔归湖上，时唐仁卿以谈贬，同日出关，并寄屠长卿江外》，其中有句云：
　　君门如水亦如市，直为风烟能满低，长卿曾误宋东邻，晋叔讵怜周小史。自古飞簪说俊游，一官难道减风流？深灯夜雨宜残局，浅草春风恣蹴球。杨柳花飞还顾渚，箬酒苕鱼须判汝。兴剧书成舞笑人，狂来画出挑心女。仍闻宾从日纷纭，会自离披一送君。却笑唐生同日贬，一时臧谷竟何云。（注：《汤显祖诗文集》第20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这种敢作名教罪人的叛逆精神和蔑视世俗名利、追求纵情适性的洒脱风度，对当时士人震动很大，明末时钱谦益犹赞叹道：“艺林至今以为美谈”。（注：《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上，第46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臧懋循在京为官期间，放纵无所忌惮，而狎游对象多为娈童。《万历野获编》卷二六中有“项四郎”一则云：
　　今上乙酉岁，有浙东人项四郎名一元者，挟赀游太学，年少美丰标。时吴兴臧顾渚懋循为南监博士，与之狎。同里兵部郎吴涌澜仕诠，亦朝夕过从，欢谑无间。臧早登第负隽声，每入成均署，至悬球子於舆后，或时潜入曲中宴饮……南中人为之语曰：“诱童亦不妨，但莫近项郎。一坏兵部吴，再废国博臧。”（注：《万历野获编》卷二六，第676页，中华书局，1959。）
　　京官男风之盛，於此可见一斑。
　　晚明大散文家张岱在《陶庵梦忆》中的一篇短文《祁止祥癖》里以祁止祥的一段同性恋情事充分地表现了自己对同性恋的看法和态度：
　　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余友祁止祥有书画癖，有蹴鞠癖，有鼓钹癖，有鬼戏癖，有梨园癖。壬午，至南都，止祥出阿宝示余。余谓：“此西方迦陵鸟，何处得来？”阿宝妖冶如蕊女，而娇痴无赖，故作涩勒，不肯著人。如食橄榄，咽涩无畏，而韵在回甘。如吃烟酒，鲠噎无奈，而软同沾醉，初如可厌而过即思之。止祥精音律，咬钉嚼铁，一字百磨，口口亲授，阿宝辈皆能曲通主意。乙酉，南都失守，止祥奔归。遇土贼，刀剑加颈，性命可倾，至宝是宝。丙戍，从监军驻台州。乱民卤掠，止祥囊箧都尽。阿宝沿途唱曲以膳主人。及归半月，又挟之远去。止祥去妻子如脱屣耳，独以娈童崽子为性命，其癖如此。（注：《陶庵梦忆》第35-36页，上海书店，1982。）
　　案祁止祥名豸佳，山阴人，是晚明非常著名的艺术家。张岱对祁的坎坷而执着的同性恋经历大为赞赏，并认为这就是十分宝贵的人的“深情”和“真气”之所在。晚明的士人就是这样常常给予同性恋以慷慨的、无所忌讳的褒扬。
　　小说家冯梦龙的同性恋观同样是很值得注意的。冯在他所编著的《情史》里专列“情外”一类，搜集自古以来各种文献中所载的同性恋故事，并时加评点。他认为：
　　男女并称，所由来矣。其偏嗜者，亦交讥而未见胜也。
　　世固有癖好若此者，情忌独在内哉？（注：《情史》第860页，岳麓书社，1985。）
　　明确地将同性恋与异性恋相提并论，并认为两者之间不存在优劣或正常与反常的区别。这种观念，几乎接近现代的性解放理论了。
　　万历年间进士陈泰交还曾撰写过一篇被认为是过於“放诞风流”的《优童志》，并坦然地把它收入自己的文集中（注：参见《四库全书总目》卷180，集部别集类存目，第1628页，中华书局，1965。）。中国古代士人向来十分注重自己文集的严肃性，喜欢维护一种道貌岸然的形象，尽管平日也会有许多游戏之作，但都不收进文集。陈泰交此举亦时风浸染所至，在别的时期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浸淫於这样的社会风气，一些士人本来无男风之好，但也为潮流所裹挟，逐渐地热衷起同性恋来。《万历野获编》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周用斋汝砺，吴之昆山人，文名籍甚。馆於湖州南浔董宗伯家，赋性朴茂，幼无二色。在塾稍久，辄告归。主人知其不堪寂寞，又不敢强留，微及龙阳子都之说，即恚怒变色，谓此禽兽盗丐所为，盖平生未解男色也。主人素稔其憨，乃令童子善淫者，乘醉纳其茎。梦中不觉，欢恰惊醒，其意愈嬲之不休，益畅适称快。密问童子，知出主人意，乃大呼曰：“龙山真圣人！”数十声不绝。明日其事传布。远近怪笑。龙山为主人别号。自是遂溺於男宠，不问妍媸，必求通体。其后举丁丑进士，竟以好外羸惫而殁。（注：《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三，《周解元淳朴》，第896页，中华书局，1959。）
　　而士人平日相聚，亦常以男风相谑。《耳谈类增》卷三十七载当时士人黄季主、张维时皆佳公子美少年，相见之下，黄故谑之曰：“沅有芷兮澧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张毫不示弱，应声对曰：“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未敢忘。”这种以隐喻男风取乐的态度，在明初是会被认为有伤轻薄的，但在晚明人看来却很风流潇洒。范濂《云间据目抄》谈到当时的风气曰：“又观豪华公子，或昵龙阳，或喜优孟，苟可结其欢心，炫其观美，即下体亵服，靡非绮縠，而小人遂得恣意暴殄，漫无顾忌（注：《云间据目抄》卷二，《笔记小说大观》第十三册，第111页，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故沈德符概括晚明的这股士风曰：
　　得志士人，致娈童为厮役；钟情年少，狎丽竖若友昆。（注：《万历野获编》卷二四，《男色之靡》，第622页。）
　　基督教文化中的同性恋耻辱感，在中国古代本来就十分淡薄，到了晚明，习尚成俗，一部分士人更引以为风流了。
　　跟官的门子，献曲的小唱
　　晚明官员士人狎男色的对象主要有两类：一、被私人占有的、以仆役身份出现的娈童。二、在社会上公开卖淫的歌童。在京中，当时的人们常常把跟官的门子、献曲的小唱作为这两类人的代表。
　　门子本指为官员应门的仆役，但在晚明男风盛行的状况下，他们往往被赋予了特殊含义——由年少的娈童充当，从而成为性娱乐的对象。门子兼作男宠的现象其实在晚明十分普遍，并不限於京城，远离京城繁华的外仕官员在枯寂中就常常以拥有俊美的娈童作门子为乐事。谢肇淛《五杂俎》卷八：
　　外之仕者，设有门子以侍左右。亦所以代便辟也。而官多惑之，往往形诸白简。（注：《五杂俎》卷八，第209页，中华书局，1959。）
　　王同轨《耳谈》也记载了这样一件轶事：
　　陕西车御史梁按部某州，见拽轿小童爱之，至州令易门子，吏目无以应，车曰：“途中拽轿小童亦可。”吏曰：“小童乃递运所夫。”驿丞喻其意，进言曰：“小童曾供役上官。”竟以易之。强景明戏作《拽轿行》云：“拽轿拽轿，彼狡童兮大人要。”末云：“可怜吏目却不晓，好个驿丞到知道。”（注：转引自《情史》卷二二“车梁”，第841页，岳麓书社，1986。）
　　《五杂俎》卷五中更载有这样一段官员与门子的对话：
　　国朝周文襄在姑苏日，有报男子生子者，公不答，但目睹诸门子曰：“汝辈慎之，近来男色甚於女，其必至之势也。”（注：《五杂俎》卷五，第136页，中华书局，1959。）
　　可见当时人的们总是很自然的将门子与男色联系在一起的。明中晚期的许多通俗小说也反映了这一情况。《金瓶梅》中西门庆的男宠书童，作者就交代他“原是县中门子出身”，被县官作为尤物送给了西门庆。（注：《金瓶梅》第二十一回：“那时本县正堂李知县，会了四衙同僚，差人送羊酒贺礼来，又拿帖儿送了一名小郎来答应。年方一十八岁，本贯苏州府常熟县人，唤名小张松。原是县中门子出身，生得清俊，面如傅粉，齿白唇红，又识字会写，善能歌唱南曲……西门庆一见小郎伶俐，满心欢喜，就拿拜帖回复了李知县，留下他在家答应，改换了名字叫做书童儿。”）天启年间小说《童婉争奇》中写妓女骂娈童曰：
　　你狗苟蝇营，何不去官府中当一名打扇的门子？（注：见《明清善本小说丛刊》第七辑《邓志谟专辑》，台湾天一出版社，1988。）
　　晚明小说《龙阳逸史》第十九回也写到范公子在汴京做官后，遇上旧日相好花姿，旧情难忘，“遂留在家中做个门客”。
　　在这种形势下，一些潦倒的读书人若做了门子的话，心里便很不是滋味。《耳谈类增》卷一九所载的一则轶事可以说是意味深长的：
　　李方伯分守湖州时，有分巡傅公门子善属对。傅出对云：“一般门子，拙者厚，智者薄，可谓不均。”即应声曰：“即是男儿，幼则学，壮则行，自怜弗类。”
　　这样的自嘲是很辛酸的。
　　门子服务的对象多为有较高职务的官员，他们为主人所独占，虽多从事性服务，却与一般意义上的卖淫有别。晚明京城男风盛行的一最重要的标志还在於京城中形成了一个规模可观的男妓市场——亦即各种史料中经常提到的献曲的小唱。小唱是当时京中对那些专以陪酒唱曲、充当同性恋行为中被动角色来谋生的人的称呼。晚明的北京前门外有一条莲子胡同（或称帘子胡同），那里是小唱们的聚居地。明末史玄《旧京遗事》云：
　　唐宋有官妓侑觞，本朝惟许歌童答应，名为小唱。而京师又有“小唱不唱曲”之谚。每一行酒，止传唱上盏及诸菜，小唱伎俩尽此焉。小唱在莲子胡同与娼无异，其姝好或乃过於娼，有耽之者往往与托合欢梦矣。（注：《旧京遗事》第25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86。）
　　褚人获《坚瓠集》卷三“南风”亦叙晚明京中状况曰：
　　京师所聚小唱最多，官府每宴，辄夺其尤者伴酒，以为盛事。
　　晚明《梼杌闲评》是一部纪实性小说，其中牵涉到较多的同性恋故事，第七回里就有一段关於“帘子胡同”的描写：
　　西边有两条小胡同，唤做新帘子胡同、旧帘子胡同，都是子弟们寓所。
　　只见两边门内都坐着一些小官，一个个打扮得粉妆玉琢，如女子一般，总在那里或谈笑、或歌唱，一街皆是。又到新帘子胡同，也是如此。（注：《梼杌闲评》第七回，第7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晚明小说《绣榻野史》中描写一个娈童馀桃曰：
　　原来馀桃是北京旧帘子胡同小唱出身，东门生见他生得好，新讨在家炒茹茹的。
　　“炒茹茹”是晚明北方地区关於同性恋行为的暗语。（注：参见晚明小说《石点头》第十四回《潘文子契合鸳鸯冢》“那男色一道……北边人叫炒茹茹”云云，《中国话本大系》本第304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小唱在晚明的京城几乎泛滥成灾，朝廷有关机构采取措施驱逐他们，却总是难以奏效。《万历野获编》卷二六“非类效仕宦”曰：
　　向年有小唱恣肆，得罪司城御史，上疏尽数逐去，久之稍稍复集。人问其何以久不见，则曰：“敝道中人人修洁，无奈新进言官风闻言事，以致被论出城待罪。今公论已明矣。”一时为之破颜。
　　沈德符不禁把这种状况与魏晋六朝时“男宠大兴，甚於女色”（注：《晋书》卷二九《五行志》下，第908页，中华书局，1987。）情形联系在一起，发出感叹：
　　小唱盛行，至今日几为西晋太康矣。（注：《万历野获编》卷二四《小唱》，第621页，中华书局，1959。）
　　由於小唱们有很多机会接触豪贵，他们的收入自然也颇为可观。一些色相出众、巧於应酬者甚至由此赚钱捐官而改变身份：
　　其艳而慧者，类为要津所据，断袖分桃之际，赍以酒赀仕牒，即充功曹加纳候选，突而弁矣，旋拜丞薄而辞所欢矣。以予目睹，已不下数十辈。（注：《万历野获编》卷二四《小唱》，第621页，中华书局，1959。）
　　这在等级观念日趋森严的封建社会晚期实在是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但它确实发生了。还有一些小唱则利用与官员饮酒作乐的机会充当特务的角色：
　　詷察时情，传布秘语，至缉事衙门亦籍以为耳目。（注：《万历野获编》卷二四《小唱》，第621页，中华书局，1959。）
　　可见由於当时特殊的社会背景和小唱阶层的壮大，小唱已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政治，成为一股值得注意的社会力量。
　　明代京城中的小唱，最初多来自江浙一带，但后来蔓延到北方。谢肇淛《五杂俎》卷八曰：
　　其初皆浙之宁波人，近日则半属临清矣，故有南北小唱之分，然随群逐队，鲜有佳者，间一有之，则风流缙绅，莫不尽力邀致，举国若狂……至於娟丽儇巧，则西北非东南敌矣。（注：《五杂俎》卷八，第209页，中华书局，1959。）
　　由於南方来的小唱灵慧柔媚，备得官员士人的青睐，因此出身北方的小唱往往对客人诈称南人，《万历野获编》卷二四“小唱”中记载了这样一则笑话：
　　近日又有临清汴城以至真定、保定儿童，无聊赖亦承乏充歌儿，然必伪称浙人，一日遇一北童，问：“汝生何方？”应声曰：“浙之慈溪。”又问：“汝为慈溪府慈溪州乎？”又对曰：“慈溪州，”再问：“汝曾渡钱江乎？”曰：“必经之途。”又问：“用何物以过来？”则曰：“骑头口过来。”盖习闻侪辈浙东语，而未曾亲到，遂堕一时笑海。（注：《万历野获编》卷二四《小唱》，第621页，中华书局，1959。）
　　小唱阶层的这种重南轻北的倾向一直延续到清代。

作者：十三@::十三|ShineK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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